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那些影视剧中的反派，好像没有那么坏了？
你明明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，却忍不住为他的命运揪心，甚至当代表了恶与坏的他被正义制裁的时候，你甚至还会有一丝的惋惜。这不是你的道德观出了问题，而是当代影视反派角色的魅力正在悄然改变。
这种变化不只是发生在中国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同样在发生。
当《狂飙》中高启强引发网络追捧，这位从卖鱼贩成长为黑社会老大的反派人物，其风头盖过了代表正义的安欣的时候，大洋彼岸的美国，很多的美国人正在将《小丑》奉为他们的偶像。
这种现象并非孤例，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的祁同伟、《太极张三丰》中的董天宝、《女人不再沉默》中的“侯总”，这些反派角色都获得了超出预期的观众缘。
当我们为这些反派角色的遭遇心生同情时，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深层的文化转变：社会对人性认知正在从简单的黑白二分法，过渡到对复杂灰度的接纳与探索。
展开剩余84%●反派进化史，从脸谱化到人性化
回顾早期的影视作品，反派角色多是为衬托主角而存在的“工具人”。他们兢兢业业地扮演着“情节助推器”和“矛盾制造机”的角色，奉行“凡是主角支持的我都反对”的简单逻辑。
《小兵张嘎》中的龟田、《地道战》中的汤司令，这些反派角色的“坏”很片面，缺乏深度和动机。这种处理方式在受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的时代是有效的，它确保了观众能迅速识别善恶立场。
然而，随着创作环境的改变，反派角色的塑造也开始变革。反派角色不再一黑到底，而是在黑白之间渲染了层次丰富的灰色。
如今的反派角色拥有了完整的人生轨迹和情感世界。比如《开端》中的“锅姨”陶映红，原本是备受学生爱戴的中学化学老师，因女儿意外离世且真相被网络暴力埋藏，才走向极端。《三体》中的叶文洁在做出给三体人引路的决定时毫无悔意，却仍想到红岸基地的石碑前缅怀她抛弃的过往。
这些反派角色的“坏”都能在其成长环境的诸多因素中找到端倪。似乎从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的“坏”至少其生长环境应该负相当的责任。
立体化反派角色的出现，其实标志着文艺创作生态的转变。社会对艺术创作越来越宽容，不再简单将坏人作为好人的反衬，而是把反派当作有血有肉的角色来塑造。
●我们为何共情反派？
从心理学角度看，我们对反派角色的复杂情感首先源于荣格提出的“阴影”理论。荣格认为，我们的人格像一座冰山，意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，而更大的一部分潜藏在水下，即“潜意识”。
“阴影”就是潜意识中我们不愿承认、极力压抑的部分，它包含了我们的原始欲望、动物本能、攻击性等一切不符合社会规范和自我美好形象的“负面”特质。
美国心理学家Rebecca Krause和Derek Rucker的研究发现，当个体的道德认同感被强化后，对反派的欣赏程度反而可能增加。他们在2020年发表在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》上的研究表明，当参与研究者被要求回忆并写下自己做过的一件好事后，他们对于反派的欣赏程度更高。
这意味着，当人们对自己的道德立场有足够安全感时，更能探索人性中的复杂面，包括对反派角色的某种认同。
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与挫折也是我们对反派产生共情的重要因素。当代社会高速发展，人们承受着不小的生活压力，生活中欲望与现实、悲伤与痛苦等消极社会情绪萦绕身边。从小受到传统道德和社会规则约束的人往往处处碰壁，而那些依靠不择手段上位的人却混得风生水起，这让人们第一次对成功的实现方式产生了质疑。
这种情况下，这些成功的“反派”，就成为了观众宣泄现实压力的载体。
当看到影视剧中反派角色能够不顾一切地反抗不公时，即便其手段不可取，这种反抗本身也能提供某种情感出口。甚至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将自己代入反派的角色。
●反派的流行反映了什么？
反派的流行是社会结构性失衡的镜像。当我们对比近年影视作品中正派与反派的性格特质时，发现一个有趣现象：反派往往意志坚定、目标远大、勤奋刻苦，但永远逃不出失败的命运。而正派仅因为自己是主角，哪怕天资平平，懦弱无能，也会一路顺风顺水。
这种陈旧的叙事模式与很多人的现实体验相悖，对社会大众而言也是一种审美疲劳。
在《人民的名义》中，祁同伟出身贫寒，遭遇权力打压而黑化，其奋斗与堕落的过程引发观众对现实压迫的反思。尽管观众清楚他以权谋私的行为是错误的，但其角色仍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。
这折射出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关系、出身等不公现象的复杂情绪。
从审美的角度，传统正派角色常因道德完美而显得虚假，如《狂飙》中的警察安欣被部分观众认为“不真实”，而反派高启强的矛盾性格更贴近普通人的复杂性。
观众厌倦了脱离现实的主角，转而青睐反派或配角身上真实的“凡人特质”。
传播学中的“弱传播”理论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另一种解释。学者邹振东在《弱传播》中提出“舆论的次理论”，认为舆论世界是主次颠倒的传播世界。在舆论形态的谱系中，主流舆论是最不活跃的舆论，次主流舆论是最活跃的舆论。
当反派角色从反主流舆论转变为次主流舆论，他们便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空间。
●角色的塑造VS社会基本价值
这种变化好的一面是给人们带来更多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思考，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的，但是给创作层面带来的挑战同样巨大。
文艺作品往往还肩负着另外一重重任——对社会是非价值的引导。当观众沉迷于反派身上的人性光辉时，本应该清晰明了的是非对错就会被不可避免地模糊化。
在反派被命运推着走向毁灭的过程中，观众往往能感受到那似曾相识的无力感，就会对反派产生情感代入，从而激发出同情心。
社会是非价值观念在此刻受到巨大的挑战。
创作者正常的角色刻画就已经会面临这个问题，而在一些影视作品的创作中很可能会出现反派角色“过度美化”的问题，这容易让观众在审视过程中产生偏差。例如《狂飙》中高启强的“爽文式逆袭”可能被误解为对犯罪的认同，而《小丑》这类电影也因美化暴力而遭受批评。
因此，反派角色的立体化塑造需要把握好分寸。任何一个人物都是多面体，在具体的塑造过程中应秉持坚定的是非观、鲜明的善恶观，以一个性格轴心贯穿始终。
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呈现人物的不同侧面，这样既能使人物形象生动立体，人物定位也不至于暧昧不清。
曾几何时，陈佩斯在小品《主角与配角》中调侃道：“你管得了我，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？”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格外意味深长。
众多影视剧取景地因为反派角色而成为旅游热点，《狂飙》中高启强的相关地点甚至引发了旅游打卡现象。这一现象表明，观众能够区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，他们对反派角色的兴趣更多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索，而非对恶行的推崇。
面对反派的流行，与其一味斥责这是价值观混乱，不如认识到这种集体症候恰恰是社会现实投射下的一道复杂阴影。
人们需要反派，就像人们需要英雄一样西安配资哪家好，都是试图通过故事来理解这个复杂世界的一种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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